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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晚餐》-达芬奇
《最后的晚餐》是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于1495-1497年费时三年为一所修道院的餐厅所作的壁画。这幅画着重刻划耶稣的门徒在听到主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的时候所表露出来的不同的心理反应。
先看基督左边的一组三个人:腓力按耐不住地跳起来,带着不可捉摸的疑问转向基督,想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用手捂着胸口,欲表白自己的真诚的纯洁。老雅各极度愤慨,摊开双手,身子因失去重心而稍后仰,好象在表示:这简直不可思议。在他们后面站着的是多马,他尽量按下性子,向基督举着食指向上,说这怎么可能呢?在基督右边的一组三个人中,有一个是犹大,他心虚地急忙扭动身子,惊恐地想远离夫子,并且慌忙地握紧告密所换来的钱袋,战粟而害怕地斜视着基督。约翰忧柔地把头垂在一边搭拢双手,神志焦虑,不知怎么办是好,在听彼得细言。彼得勃然大怒地站起来,弯身前倾向着约翰,左手搭在他的肩头,紧贴耳边腊迹,似乎在问:你知道是谁吗?他的右手还紧握着一把刀,好象在显示:要是我知道是谁,一定要杀死他。最右边一组三个人中,靠近彼得的是巴多罗买,他张开双手,显得震惊而又沉着,似乎是要大家不要惊慌,他自己严肃而冷静地凝视着基督,想拯救夫子。搂着巴多罗买的是小雅各,他紧张地望着基督无能为力。站在最顶端的是强壮的安得烈,他探身向前,颇有冲上前去之势。最左边一组中,马太双手伸向基督,脸却转向左边的达太,好象在询问有经验的老人,刚才夫子所讲的到底是指谁呢?达太摊开双手,表示自己也正在纳闷。西门也正在苦苦思索,但是毫无结果。
这幅画的构图并不复杂,基本上是在一直线上穿插变化的,但单纯中见丰富。画家把十三个人物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既有区别又有紧密联系,既突出了基督的主要形象,又层次分明地刻划出每一个人的外貌和性格特征。画家把耶稣安排在既是画面中心,又是视觉中心的位置,用背景中大门的透光,更加清楚地衬托出耶稣的形象,餐桌、墙壁门窗和天花板的处理取平行透视,都集中地消失在基督的形象上,这一切很自然地把观众的视线首先吸引到基督身上。并且有意识地把两侧的门徒和耶稣分开,初看耶稣似乎很孤立,实际上内在情绪和感情以及整个事件都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十二个门徒三人一组平均分配在两边,以其各自的动作和表情与基督发生联系和呼应,整个环境和道具的处理比较简单,为的是更加突出激动的人物,再通过这些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将整个画面的中心引向基督。
画家在创作这幅画时极为慎重,有时站在画前沉思徘徊半天不能落笔。修道院的院长十分恼火,指责他是有意怠工,拖延时间。画家正愁找不到犹大头像的模特儿,觉得这个令人讨厌、粗暴无知的院长的头正合适,便用了它作为犹大的形象。我们在画中所看见的犹大,阴沉而丑陋,又显得特别粗鲁,与旁边的约翰和彼得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望而生厌。.《割耳朵后的自画像》
1888年铅局宏梵·高邀请高更来阿尔同住,但两个固执的艺术家却是不断的争吵。在一场剧烈争执后,高更大怒而去,梵·高无法阻止,亦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竟割下自己的左耳。
世界把自己的癫狂更先传染给人类的画师——就像曾经给他的笔端注入魔力。我们惊讶地注视着梵·高扭曲的面孔、恐怖的眼神和颤抖的手势:他仿佛在代替整个人类受刑,成为痛苦的化身。想到这里,也就能理解梵·高作品中挣扎的线条与狂舞的色块:倾泄的颜料里调和着他的血,而画布,不过是他包扎伤口的绷槐册带。这是一位生活在伤口里的大师,他习惯用伤口对世界发言。这是一个疼痛的收割者,他的镰刀最终收获了自己的耳朵。
梵·高死了,却留下了一只著名的耳朵——这最后的遗物似乎并没有失去听觉,收集着后人的议论。这只在故事中存在的失血的耳朵,至今仍像埋设在我们生活中的听诊器,刺探着我们的良心。梵·高死了,耳朵还活着,还拥有记忆。为什么不在他 *** 与崩溃的时候,扶持他一把——世界,你听见了吗?你的耳朵长在何处?
.《十四朵向日葵》
这些简单地插在花瓶里的向日葵,呈现出令人心弦震荡的灿烂辉煌。梵·高以重涂的笔触施色,好似雕塑般在浮雕上拍上一块黏土。黄色和棕色调的色彩以及技法都表现出充满希望和阳光的美丽世界。然而在画此作的同时,画家死命想抓住的这个世界还是缓慢却无情地溜走了。或许这画的表面反映了他悲剧性的短促一生接近终结时期的心理状态。他是个热爱自然并能从简单的事物看到纯粹之美的画家,他说他宁可画从窗户向外看到的树影而不想象中的幻像。《亚维农的少女》
这幅不可思议的巨幅油画,不仅标志着毕加索个人艺术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它引发了立体主义运动的诞生。《亚维农的少女》始作于1906年,至1907年完成,其间曾多次修改。画中五个裸女和一组静物,组成了富于形式意味的构图。这幅画的标题是由毕加索的朋友安德鲁·塞尔曼所加,据说毕加索本人对之并不喜欢。但不管怎样,这只不过是作品名称罢了。在现代艺术中,标题与作品的相关性越来越小,画家们常常有意识地不以标题来说明作品的内容。毕加索这幅《亚维农的少女》,想必亦是如此。该画原先的构思,是以性病的讽喻为题,取名《罪恶的报酬》,这在最初的草图上一目了然;草图上有一男子手捧骷髅,让人联想到一句西班牙古老的道德箴言:“凡事皆是虚空”。然而在此画正式的创作过程中,这些轶事的或寓意的细节,都被画家一一去除了。其最终的震撼力,并不是来自任何文学性的描述,而是来自它那绘画性语言的感人力量。
这幅画,可谓之一件立体主义的作品。画面左边的三个裸女形象,显然是古典型人体的生硬变形;而右边两个裸女那粗野、异常的面容及体态,则充满了原始艺术的野性特质。野兽派画家发现了非洲及大洋洲雕刻的原始魅力,并将它们介绍给毕加索。然而用原始艺术来摧毁古典审美的,是毕加索,而不是野兽派画家。在这幅画上,不仅是比例,就连人体有机的完整性和延续性,都遭到了否定。因而这幅画(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述),“恰似一地打碎了的玻璃”。在这里,毕加索破坏了许多东西,可是,在这破坏的过程中他又获得了什么呢?当我们从之一眼见到此画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便开始发现,那种破坏却是相当地井井有条: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形象还是背景,都被分解为带角的几何块面。我们注意到,这些碎块并不是扁平的,它们由于被衬上阴影而具有了某种三度空间的感觉。我们并不总能确定它们是凹进去还是凸出来;它们看起来有的象实体的块面,有的则象是透明体的碎片。这些非同寻常的块面,使画面具有了某种完整性与连续性。
从这幅画上,可看出一种在二维平面上表现三维空间的新手法,这种手法早在塞尚的画中就已采用了。我们看见,画面中央的两个形象脸部呈正面,但其鼻子却画成了侧面;左边形象侧面的头部,眼睛却是正面的。不同角度的视象被结合在同一个形象上。这种所谓“同时性视象”的语言,被更加明显地用在了画面右边那个蹲着的形象上。这个呈四分之三背面的形象,由于受到分解与拼接的处理,而脱离了脊柱的中轴。它的腿和臂均被拉长,暗示着向深处的延伸;而那头部也被拧了过来,直楞楞地对着观者。毕加索似乎是围着形象绕了180度之后,才将诸角度的视象综合为这一形象的。这种画法,彻底打破了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的五百年来透视法则对画家的限制。 这是《亚维农的少女》
这幅不可思议的巨幅油画,不仅标志着毕加索个人艺术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它引发了立体主义运动的诞生。《亚维农的少女》始作于1906年,至1907年完成,其间曾多次修改。画中五个裸女和一组静物,组成了富于形式意味的构图。这幅画的标题是由毕加索的朋友安德鲁·塞尔曼所加,据说毕加索本人对之并不喜欢。但不管怎样,这只不过是作品名称罢了。在现代艺术中,标题与作品的相关性越来越小,画家们常常有意识地不以标题来说明作品的内容。毕加索这幅《亚维农的少女》,想必亦是如此。该画原先的构思,是以性病的讽喻为题,取名《罪恶的报酬》,这在最初的草图上一目了然;草图上有一男子手捧骷髅,让人联想到一句西班牙古老的道德箴言:“凡事皆是虚空”。然而在此画正式的创作过程中,这些轶事的或寓意的细节,都被画家一一去除了。其最终的震撼力,并不是来自任何文学性的描述,而是来自它那绘画性语言的感人力量。
这幅画,可谓之一件立体主义的作品。画面左边的三个裸女形象,显然是古典型人体的生硬变形;而右边两个裸女那粗野、异常的面容及体态,则充满了原始艺术的野性特质。野兽派画家发现了非洲及大洋洲雕刻的原始魅力,并将它们介绍给毕加索。然而用原始艺术来摧毁古典审美的,是毕加索,而不是野兽派画家。在这幅画上,不仅是比例,就连人体有机的完整性和延续性,都遭到了否定。因而这幅画(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述),“恰似一地打碎了的玻璃”。在这里,毕加索破坏了许多东西,可是,在这破坏的过程中他又获得了什么呢?当我们从之一眼见到此画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便开始发现,那种破坏却是相当地井井有条: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形象还是背景,都被分解为带角的几何块面。我们注意到,这些碎块并不是扁平的,它们由于被衬上阴影而具有了某种三度空间的感觉。我们并不总能确定它们是凹进去还是凸出来;它们看起来有的象实体的块面,有的则象是透明体的碎片。这些非同寻常的块面,使画面具有了某种完整性与连续性。
从这幅画上,可看出一种在二维平面上表现三维空间的新手法,这种手法早在塞尚的画中就已采用了。我们看见,画面中央的两个形象脸部呈正面,但其鼻子却画成了侧面;左边形象侧面的头部,眼睛却是正面的。不同角度的视象被结合在同一个形象上。这种所谓“同时性视象”的语言,被更加明显地用在了画面右边那个蹲着的形象上。这个呈四分之三背面的形象,由于受到分解与拼接的处理,而脱离了脊柱的中轴。它的腿和臂均被拉长,暗示着向深处的延伸;而那头部也被拧了过来,直楞楞地对着观者。毕加索似乎是围着形象绕了180度之后,才将诸角度的视象综合为这一形象的。这种画法,彻底打破了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的五百年来透视法则对画家的限制。
毕加索力求使画面保持平面的效果。虽然画上的诸多块面皆具有凹凸感,但它们并不凹得很深或凸很高。画面显示的空间其实非常浅,以致该画看起来好象表现的是一个浮雕的图像。画家有意地消除人物与背景间的距离,力图使画面的所有部分都在同一个面上显示。假如我们对右边背景的那些蓝色块面稍加注意,便可发现画家的匠心独具。蓝色,通常在视觉上具有后退的效果。毕加索为了消除这种效果,便将这些蓝色块勾上耀眼的白边,于是,它们看上去就拼命地向前凸现了。
实际上,《亚维农的少女》是一个独立的绘画结构,它并不关照外在的世界。它所关照的,是它自身的形、色构成的世界。它脱胎于塞尚那些描绘浴女的纪念碑式作品。它以某种不同于自然秩序的秩序,组建了一个纯绘画性的结构。
“使用纸粘贴的目的是在于指出,不同的物质都可以引入构图,并且在画面上成为和自然相匹敌的现实。我们试图摆脱透视法,并且找到迷魂术(trompe L'esprit)。报纸的碎片从不用来表示报纸,我们用它来刻画一只瓶子、一把琴或者一张面孔。我们从不根据素材的字面意义使用它,而是脱离它的习惯背景,以便在本源视觉形象和它那新的最后定义之间引起冲突。如果报纸碎片可以变成一只瓶子,这就促使人们思考报纸和瓶子的好处。物品被移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格格不人的世界。我们就是要让人思考这种离奇性,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很不使人放心的世界。”(弗朗索瓦·吉洛等《情侣笔下的毕加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毕加索作,1937年,布面油画,305.5×782.3厘米,普拉多博物馆藏。
油画《格尔尼卡》,是毕加索作于30年代的一件具有重大影响及历史意义的杰作。此画是受西班牙共和国***的委托,为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而创作。画中表现的是1937年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的暴行。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艺术家,毕加索对于这一野蛮行径表现出无比的愤慨。他仅用了几个星期便完成这幅巨作,作为对法西斯兽行的遣责和 *** 。
毕加索力求使画面保持平面的效果。虽然画上的诸多块面皆具有凹凸感,但它们并不凹得很深或凸很高。画面显示的空间其实非常浅,以致该画看起来好象表现的是一个浮雕的图像。画家有意地消除人物与背景间的距离,力图使画面的所有部分都在同一个面上显示。假如我们对右边背景的那些蓝色块面稍加注意,便可发现画家的匠心独具。蓝色,通常在视觉上具有后退的效果。毕加索为了消除这种效果,便将这些蓝色块勾上耀眼的白边,于是,它们看上去就拼命地向前凸现了。
实际上,《亚维农的少女》是一个独立的绘画结构,它并不关照外在的世界。它所关照的,是它自身的形、色构成的世界。它脱胎于塞尚那些描绘浴女的纪念碑式作品。它以某种不同于自然秩序的秩序,组建了一个纯绘画性的结构。
《卡思维勒像》
《卡思维勒像》,毕加索作,1***0年,油画,100×61.5厘米,芝加哥,芝加哥艺术中心藏。
毕加索1909—1***1年“分析立体主义”时期的绘画,进一步显示了对于客观再现的忽视。这一时期他笔下的物象,无论是静物、风景还是人物,都被彻底分解了,使观者对其不甚了了。虽然每幅画都有标题,但人们很难从中找到与标题有关的物象。那些被分解了的形体与背景相互交融,使整个画面布满以各种垂直、倾斜及水平的线所交织而成的形态各异的块面。在这种复杂的 *** 结构中,形象只是慢慢地浮现,可即刻间便又消解在纷繁的块面中。色彩的作用在这里已被降到更低程度。画上似乎仅有一些单调的黑、白、灰及棕色。实际上,画家所要表现的只是线与线、形与形所组成的结构,以及由这种结构所发射出的张力。
这幅《卡思维勒像》,清楚显示了毕加索是怎样将这种分析立体主义的绘画语言,用于某个具体人物形象的塑造的。令人费解的是,恰是在这种分解形象和舍弃色彩的极端抽象变形的描绘中,毕加索始终不肯放弃对于模特儿的参照。为了画这幅画,他让他的这位老朋友卡思维勒先生耐着性子摆好姿势,在他的面前端坐了有二十次。他不厌其烦地细心分解形体,从而获得一种似乎由层层交迭的透明色块所形成的画面结构。画中色彩仅有蓝色、赭色及灰紫色。色彩在这里只充当次要的角色。虽然在线条与块面的交错中,卡恩维勒先生形象的轮廊还能隐约显现,然而人们却难以判断其与真人的相似性。研究毕加索的最著名的专家罗兰·彭罗斯,在看了这幅画后,曾作过这样的评述:“每分出一个面来,就导致邻近部分又分出一个平面,这样不断向后移动,不断产生直接感受,这使人想起水面上的层层涟漪。视线在这些涟漪中游动,可以在这里和那里捕捉到一些标志,例如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一些梳理得很整齐的头发、一条表链以及一双交叉的手。但是,当视线从这一点转向那一点时,它会不断地感到在一些表面上游来游去的乐趣,因为这些表面正以其貌相似而令人信服……看到这样的画面,就会产生想象;这种画面尽管模棱两可,却似乎是真的存在,而在这种新现实的匀称和谐生命的推动下,它会满心欢喜地作出自己的解释。”
《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
1890年—1892年,油画,45×57厘米,巴黎奥塞博物馆藏。
1***2年起,毕加索转向其“综合立体主义”风格的绘画实验。他开始以拼贴的手法进行创作。这幅题为《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的作品,清楚地显示了这种新风格。
在这幅画上,我们可分辨出几个基于普通现实物象的图形:一个瓶子、一只玻璃杯和一把小提琴。它们都是以剪贴的报纸来表现的。在这里,画家所关注的焦点,其实仍然是基本形式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此时却是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在分析立体主义的作品中,物象被缩减到其基本原素,即被分解为许多的小块面。毕加索以这些块面为构成要素,在画中组建了物象与空间的新秩序。他通过并置和连接那些笔触短促而奔放的块面,获得一种明晰剔透的画面结构,反映了某种严格而理性的作画程序。而如今,在综合立体主义的作品上,他所采取的恰是正好相反的程序。他不再以现实物象为起点,将物象朝着基本原素去分解,而是以基本原素为起点,将基本的形状及块面转化为客观物象的图形。这就是说,他在表现出瓶子、杯子及提琴之前,就已经把一个抽象的画面结构,组织和安排妥当了。通过对涂绘及笔触的舍弃,他甚至获得一种更为客观的真实。他采用报纸、墙纸、木纹纸,以及其他类似的材料,拼贴出不同形状的块面。这些块面,一方面显示着画以外的那个世界,另一方面则以其有机的组合而显示出画的自身世界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难怪他的画商及好友卡恩维勒会如此地评价他:“即使没有摆弄画笔的本领,他也能搞出绝佳的作品。”在这幅拼贴的画上,左边的一块报纸表示一只瓶子,那块印有木纹的纸,则代表着一把提琴。而几根用木炭笔勾画的坚挺的线条,则使这种转换得以实现,并且将那些不相干的拼贴材料,纳入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
这种拼贴的艺术语言,可谓立体派绘画的主要标志。毕加索曾说:“即使从美学角度来说人们也可以偏爱立体主义。但纸粘贴才是我们发现的真正核心。”在这种拼贴语言的运用中,毕加索显然比别的立体派画家(如布拉克、格里斯等)更为大胆和富于幻想。别的画家在拼贴不同的纸片时,多少要顾及到是否符合现实逻辑的问题,他们总是把木纹纸限于表示木质的物品(如桌子、吉他)。而毕加索则全然摆脱这种约束。在他的画上,一张花纹墙纸可用来表现桌面,一张报纸也可剪贴成小提琴。毕加索曾在与弗朗索瓦·吉洛的交谈中,阐述了他对于拼贴的看法:
“使用纸粘贴的目的是在于指出,不同的物质都可以引入构图,并且在画面上成为和自然相匹敌的现实。我们试图摆脱透视法,并且找到迷魂术(trompe L'esprit)。报纸的碎片从不用来表示报纸,我们用它来刻画一只瓶子、一把琴或者一张面孔。我们从不根据素材的字面意义使用它,而是脱离它的习惯背景,以便在本源视觉形象和它那新的最后定义之间引起冲突。如果报纸碎片可以变成一只瓶子,这就促使人们思考报纸和瓶子的好处。物品被移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格格不人的世界。我们就是要让人思考这种离奇性,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很不使人放心的世界。”(弗朗索瓦·吉洛等《情侣笔下的毕加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毕加索作,1937年,布面油画,305.5×782.3厘米,普拉多博物馆藏。
油画《格尔尼卡》,是毕加索作于30年代的一件具有重大影响及历史意义的杰作。此画是受西班牙共和国***的委托,为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而创作。画中表现的是1937年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的暴行。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艺术家,毕加索对于这一野蛮行径表现出无比的愤慨。他仅用了几个星期便完成这幅巨作,作为对法西斯兽行的遣责和 *** 。
毕加索虽然热衷于前卫艺术创新,然而却并不放弃对现实的表现,他说:“我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我总是待在现实的真实情况之中。”这或许也是他选择画《格尔尼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然而他此画的对于现实的表现,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 *** 截然不同。他画中那种丰富的象征性,在普通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毕加索自己曾解释此画图像的象征含义,称公牛象征 *** ,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光明与希望……。当然,画中也有许多现实情景的描绘。画的右边,一个妇女怀抱死去的婴儿仰天哭号,她的下方是一个手握鲜花与断剑张臂倒地的士兵。画的左边,一个惊慌失措的男人高举双手仰天尖叫,离他不远处,那个俯身奔逃的女子是那样地仓惶,以致她的后腿似乎跟不上而远远落在了身后。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空炸中受难者的真实写照。
画中的诸多图像反映了画家对于传统绘画因素的吸收。那个怀抱死去孩子的母亲图像,似乎是源自哀悼基督的圣母像传统;手持油灯的女人,使人联想起自由女神像的造型;那个高举双手仰天惊呼的形象,与戈雅画中爱国者就义的身姿不无相似之处;而那个张臂倒地的士兵形象,则似乎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某些战争画中的形象,有着姻亲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毕加索不仅是一位富于叛逆精神的大胆创新者,同时也是一位尊崇和精通传统的艺术家。
乍看起来,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上显得十分随意,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这似乎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然而,当我们细察此画,却发现在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推敲,而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虽然诸多形象皆富于动感,可是它们的组构形式却明显流露出某种古典意味。我们看见,在画面正中央,不同的亮色图像互相交叠,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中轴,恰好将整幅长条形画面均分为两个正方形。而画面左右两端的图像又是那样地相互平衡。可以说,这种所谓金字塔式的构图,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有着某种相似的特质。另外,全画从左至右可分为四段:之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其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惊恐、孤独的眼睛;第三段,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而在第四段,那个双臂伸向天空的惊恐的男子形象,一下于就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其绝望的姿态使人过目难忘。毕加索以这种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 *** 的夸张变形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出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与强调了重点,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
在这里,毕加索仍然采用了剪贴画的艺术语言。不过,画中那种剪贴的视觉效果,并不是以真正的剪贴手段来达到的,而是通过手绘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块叠着另一块的“剪贴”图形,仅限于黑、白、灰三色,从而有效地突出了画面的紧张与恐怖气氛。 这都是毕加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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